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沈阳病假条代开

2018-12-15 19:19:52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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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抗战口述史:让历史走出迷雾,用过去警醒未来

  邹德怀(中)与抗日老兵合影。

  12月13日是第五个南京大屠杀死难者国家公祭日。历史已经过去81年,历史并不封存于档案卷帙之中,但是,亲历者的故事再不去听,会随着人的逝去而湮没。幸好,有这样一群人,正在与时间赛跑。

  中国青年报?中青在线记者寻访这些做抗战口述史的人,他们中有90后,有七旬老人,有学生,有退休干部。他们记录的也许只是一个人、一个家族的往故,但让这些略显血肉模糊的故事走出历史迷雾,也许是一个民族对未来的明鉴。

  老人只回答是与不是,剩下的时间就用直直的眼神看着

  “那天我们家知道日本人进城了,准备逃到国际安全区(金陵大学原校址――记者注),在快到学校的地方遇上了日本兵,我爸爸和姐姐都被他们打死了,我吓晕过去了,醒来以后已经在安全区了……”面对镜头,老人哽咽着讲述那场似乎已经遥远的灾难,说到一半时,摆摆手,表示自己不愿意再讲了。武黎嵩示意学生停止提问和拍摄,录制现场一片寂静。

  老人名叫常志强,是南京大屠杀的最后一批幸存者。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门口的塑像,就是以他们一家为原型的。

  从2016年开始,南京大学历史学院副教授武黎嵩带着学生做“南京大屠杀幸存者个体生活史”项目。项目酝酿时有114位老人在世,项目正式启动时有112位老人在世,今天还剩96位老人。

  “我们不想过于强调大屠杀那几周的记忆,而是希望老人给我们讲述这个事件对他一生的影响。两年过去了,我们知道,从那场灾难里走出来的人,一生都笼罩在南京大屠杀的阴影中。”武黎嵩说。

  有一位叫任静平的老人,面对访谈时不说话,或者只回答“是”与“不是”,剩下的时间,就用直直的眼神看着武黎嵩和学生们。“这个老人是《金陵十三钗》里的原型。我告诉学生,不用采访了,这个老人对世界非常失望,只是在等待离开。”武黎嵩说,“我们在做灾难口述史的时候,要恪守一些道德。”只接受了这一次采访,老人就去世了。

  两年来,武黎嵩带领团队对51位幸存者做了150余次口述史料采集,整理出124万字录音实录稿,制作完成4集纪录片。每次校对书稿时,武黎嵩都会流泪:“我特别想对大学生们说,要珍惜现在的和平时代,因为当天崩地裂时,你能不能活着,是非常随机的一件事。”

  穿越时空与外公相遇,从家族史挖掘出“永安浩劫”

  1999年的一天,胡锐颖无意中翻看《老报人忆〈东南日报〉》,发现书中居然有自己的外公。那一刻,胡锐颖才知道外公蔡力行其实是拿笔杆子的,当时是一位颇有影响力的报人,“正是这本书,彻底改变了我的人生轨迹”。

  18年来,胡锐颖遍寻外公早年的足迹,摘抄扫描他办过的报刊上的文章。在一份1943年11月6日出版的《东南日报》上,他发现了“永安浩劫”的报道――这对他,甚至对大部分中国人来说,已经是一个陌生的名词。

  此后,胡锐颖陆续访问了教育家高时良、书法家赵玉林、战地记者赵家欣,“羊枣事件”主要人物谌震,中国“对日民间索赔第一人”高熊飞……从家族史一步步挖掘出掩埋在历史长河中的“永安浩劫”,一段被湮没的抗战历史呈现在世人面前。

  抗战期间,作为福建省政府临时所在地的永安饱受磨难:自1938年6月3日起的7年时间,日机空袭永安107架次以上,投弹数257枚以上。据不完全统计,造成人员伤亡503人,其中伤254人,死亡249人,间接死亡512人,造成直接财产损失724275515元。1943年11月4日,永安大轰炸,敌机16架投弹135枚,死亡209人,伤186人,流离失所者4022人……

  胡锐颖将文字和影像资料集合成为纪录片《永安浩劫》,揭开《东南日报》报人群体、永安大轰炸、美国新闻处东南分处主任蓝德(Christopher Rand)在华记录、高熊飞“对日民间索赔案”等一系列相关事件,力求回到历史现场。

  胡锐颖说:“穿越时空,我与外公‘相遇’,我努力探索陈寅恪先生所说的治史者‘应具了解之同情’,这是与古人处于同一境界的门径。通过诸种史料文献的比对互证,力求使我的研究接近‘求真’的史实。”

  从日本老照片里发现关东军化学部第526部队

  “这本相册里是日本军官杀人的直接罪行。左上角的日本军官拿刀慢慢插入中国挑夫的身体,这个挑夫表情已经非常痛苦了,但是军官根本没有要停下来……这就是大家熟知的‘731’恶魔部队。” 90后男生邹德怀做口述史的方法不一样,他不采访“活人”,而是选择让老照片说话,用另一种形式记录侵华日军的罪行。

  作为某网站历史频道的主编,邹德怀积累了5万张老照片,超过300本私人相册,其中一本记录了关东军化学部第526部队的影像资料。

  中国中央档案馆编纂的《日本帝国主义侵华档案资料选编?细菌战与毒气战》中记载,作为关东军最神秘和残忍的化学部队之一,第526部队研究、制造化学武器,不断用俘虏进行毒气试验,并向中国居民区发射毒气弹以观测效果,还向731部队提供化学毒剂和试验器材。然而,详细证据在日本投降前几乎被全部销毁,逃过了战后审判。

  搜集照片并不是件容易的事,最初在东京、大阪等地的跳蚤市场和古董店,邹德怀淘到了一些侵华日军的纪念瓷杯和军旗,但始终没买到老照片,“一说想买侵华日军相册,店主就意识到我可能是中国人,对我微笑,就是不愿意卖给我”。

  随着越来越多的影像资料公之于众,邹德怀越来越有一种责任感,“希望我收集的这些证据有朝一日能够被世界所知,让那段不堪回首的黑暗历史永远警醒后人”。

  老人去世前把衣服送给了他,“我能好,咱俩继续做口述历史”

  近日,第四届口述历史国际周在北京举办。在“口述历史之夜”的讲台上,白发苍苍的齐红深穿着一身淡蓝色的西装:“我穿上杨老先生的衣服,感到身体特别轻,好像他的灵魂附着在了我的身上……”

  齐红深口中的“杨老先生”,是曾在东北善后救济总署工作的杨增志。在与齐红深结识的十几年中,杨增志讲述自己的亲眼亲闻,成为研究日本侵华殖民教育的重要史料。在当时伪满把日语定为“国语”的高压下,杨增志在一篇作文中义正辞严地写道:“每个国家都有自己的国语,中华民族的国语就是汉语。”

  杨增志于2017年去世,临走前留给齐红深的最后一句话是:“我能好,咱俩继续做口述历史”。他的子女按照回族习俗,把他穿过的衣服送给了齐红深,这代表着他继承了杨老的思想。

  今年74岁的齐红深,退休前是辽宁省教育厅的一名普通职员,刚开始做口述史是工作需要。后来在与日本做历史文化交流时,他发现,有关“满洲国”的档案是日本人留下的,中国人没有话语权。于是,齐红深开始搜集日本侵华殖民教育的口述历史,用历史亲历者的证言证物,来改变日本殖民者构建的话语体系。

  35年来,齐红深和团队自筹经费,对2700余名日本殖民时期的亲历者做口述访谈,收藏了1000多册老课本、3000多幅原版照片、3万多张纸质图片。

  证据聚沙成塔,2005年,齐红深主编的《见证日本侵华殖民教育》出版,书中收录了1250位老人的口述历史,他们都是在1897年至1934年间出生的日本侵华殖民教育的亲历者。现在,又过去了13年,齐红深搜集的口述历史老人人数又翻了一番,已达2700多人。这些老人的口述历史和文字资料,还原了日本当年在东北进行殖民教育的历史事实。

  齐红深说:“要想让历史走出迷雾,只靠日本人留下的档案材料不行,只靠宏大叙事、理论推理也不行,必须用国际上通用的实证研究方法,请千千万万历史亲历者站出来,用证人、证言、证物说话。”

  中国青年报?中青在线记者 蒋肖斌 实习生 陆宇 来源:中国青年报
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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